历史上的张家口,史上最全!

▲张家口展览馆

说起历史上的张家口,应该有两个概念。一是涵盖今天张家口坝下、坝上,包括北京延庆,山西灵丘、广灵、雁北(大同),甚至内蒙一些地区的广大地域的大张家口;一是北起新华街,南至南城壕,西起赐儿山下,东至清水河一带,历史上的张家口堡这片儿地方。

张家口堡是张家口形成的原点,与张家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品读张家口堡的历史时,会时不时地跳出张家口堡堡墙去回味当时的历史场景!

说张家口堡的历史,似乎应从明代说起,因为正史记载张家口堡肇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但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历史信息显示,大张家口的历史应该更为久远。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燕昭王命秦开西北拓地,置上谷郡,稍后的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复置上谷郡,这两个时期,张家口堡一带属上谷郡辖。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置广宁县,西晋咸宁二年(276年)西晋先改县为郡,后设大宁城,此时张家口堡一带属广宁县辖。隋代州改郡,张家口堡一带先属涿郡,后归怀戎。唐代,张家口堡属武州,1995年11月5日《张家口报》刊登署名陈朝志的一篇文章,他说:据《大业杂记》记载,初唐时,到燕京(今北京)、保定等地经商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到达目地的。其中,一些商人看中了后来张家口一带重要的位置和发展前景,便留了下来。这部分人中,有资金雄厚经营珠宝、香料的大商人,也有小本经营夫妻合开的胡饼店之类的小商贩。这些人被统称为胡人,因为他们中大多信奉各自的宗教,所以当时在张家口的怀安、万全、宣化、崇礼等地就建有多座胡人庙。胡人们还建立了商业“行当”组织。据《北市香行社造像龛》卷十五记载,当时张家口地区仅香社一个组织,就有社官僧达录事、孙香表、史玄荣、常行师、康惠澄等十二个人。

另据《策异录》记载:唐大业六年(610年),“诸蕃来张,请入市交易,均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开始了经商贸易。唐朝外国商人在张家口经商,多以其国名为胜。上述言及的社官僧达史玄荣、康惠澄等人,分别属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在今苏联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史国人(在今苏联撤马尔罕之南)和康国人(在今苏联撤马尔罕)。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即位(改国号周),定都洛阳后,中国国内经济一度平稳。张家口地域的外商“商户甚多”,设“六十三行”,“九百三十肆、”“四壁有百二十九店”,“货贿山积”,达到空前的繁荣。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段历史几乎便成为了轶失的记忆。

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张家口堡属西京道归化州宣德县辖。宋金时,张家口堡一带归宣平县辖。据相关资料记载:今张家口堡中心,早在金代就建有千佛寺。庙宇的出现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最好证明。只有人口相对集中,物资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建造庙宇。千佛寺的建造,说明在金代今张家口堡就已形成了村落。这个村落叫什么,已无考。元代末期,桥西一带属中书省上都路顺宁府宣平县(今万全县宣平堡)辖。顺宁府原名宣德府,因发生地震改为顺宁。又因城内尚有宣德县,故也称宣德府。顺宁、宣德,即今宣化。

元末,中书省是全国瞩目的京畿之地,被称为“腹里”。宣化一带作为大元的“腹里”之地,曾有过空前的繁荣。那时候,大元帝国疆域广大,道路纵横,全国由一千五百多处驿站和大量急递铺组成的交通网络,使国内“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而通往上都的辇路、驿路、西路大都穿宣化境而过。专门接待皇帝的“纳钵”驿站和在张家口一带也有很多,如黑谷路,如驿城鸡鸣驿、宣平县内的得胜口纳钵、翠屏驿等。当时清水河西岸至虞台岭、野狐岭一线,虽然村落稀疏,但仍有一些留存至今。如蕁庥林(今洗马林)、石家屯、武家庄、宣平堡、膳房堡等。

当年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和西亚时带回的工匠、商人及由波斯、西夏、回纥等色目人组成的回回军,有相当一部分被安置在张家口一带,张北也因此成为了西域工匠展示技艺的地方。万全县洗马林曾有色目人的后裔,这些人多信奉伊斯兰教,这也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进入张家口的伊斯兰教教民。

桥西地域南临洋水,东靠宁川(清水河),西北面对几个山口,是古代自然交通的结点。那么,在这个结点之处的 “小”张家口一带,其“繁荣”状况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可惜的是元代历史文献存世不多,我们只能谨慎地分析。

▲张家口堡景区

张家口堡还有一座庙,叫做关王庙。清代咸丰三年九月《重修关帝庙碑记》记载:“张家口为都城西路繁阜之区,邑中祠宇不下数十处,然皆创自本朝。前代所遗者,唯下堡内关帝庙,始于元而最著于今者也。考之碑,前明已属重修,我朝又屡经重修,至嘉庆丁己之重修也。”元即有庙,其言凿凿。

关于张家口名字的来历,最早见于文字的应是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宣府镇报户部黄册中记载:“西路各卫之牧地:万全右卫牧地二百一十六顷,有可耕地三十九顷七十七亩。张家口牧地五顷五十亩,可耕地八十八亩。”李海清老先生的《张家口明代纪事》也记载: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张家口堡西占地五倾五十亩”为牧场。稍后三十年中的正式记载还有几条:永乐三年(1405年),“张家口建草场,并分别于上营屯、阳门堡、膳房堡各建义仓三间。”永乐八年(1410年),“万全右卫在洗马林堡、张家口堡各建备荒仓一处。”

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有记载,其文云:“是年,张家口建巡抚行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万全境内置德胜、宣平堡、张家口驿。”

宣德四年(1429年),张家口军事城堡建成,张家口堡成了明宣府镇边防武备系统的组成部分,张家口应该是正式入“籍”了。不能否认,在桥西这个行政区域破茧成蝶之际,此时的桥东区一带基本还是一片荒凉。

战道也是驿道、商道,历史的长河中,每当硝烟散去,就会出现更大的交流和繁荣。明中前期,臣服于明朝的蒙古部落每年都要向明朝廷进贡。由进贡演化出的贡市,就曾在张家口长城外举行,东太平山山崖曾有过的“蒙海朝宗”石刻,就是这段历史的记忆。

1519年,一位身体中奔涌着成吉思汗血液的十三岁蒙古人继承右翼土默特万户汗,称阿勒坦汗,又称格根汗,汉籍作俺答。1524至1571年的四十七年中,俺答汗出征四十五次,平息兀良哈万户叛乱,占领西海(青海)、进兵西康、征服卫拉特和伊力把里,多次进攻明朝沿长城一带城镇。史籍记载,明隆庆四年(1571年),俺答汗竟然长途奔袭进攻明朝京师北京城,焚烧、抢掠了京城外围和今河北一带,没曾想其军事动作的目的竟然是“互市贸易”。明朝廷在军事压力下,不得已同意俺答汗提出的要求,并封他为“顺义王”。互市贸易确定在张家口边外举行,从此这位顺义王以及他的夫人三娘子就和张家口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从明隆庆四年1571年开始,张家口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对外开放。蒙汉议和后的俺达汗和他的夫人三娘子,按照明朝政府的安排,带领着他们的部落驱赶着牛羊马匹来到张家口长城下,与张家口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了茶马互市的精彩页章。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宣化巡抚汪道亨为规范互市市场,在长城上开小(西)境门,长城内建来远堡,互市交易改在来远堡内。这开放和规范,不仅仅开启了长城和平文化的历史,也为张家口将来的发展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明末清初的张家口上下两堡尽管已十分繁荣,但上下两堡仍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城堡。两堡之间相距六七里,中间有一条被叫做西沙河的季节河。

也就是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时刻,长城线上又开了一个更大的门。门开了,道通了,发展机遇又一次眷顾了张家口。因为张库大道的发展,张家口上下两堡相向发展,渐渐连成一片。
清朝初年,沿袭明制,其行政区划仍然为行省制。地方行政区划设省、道、府、州、县等。今张家口市坝上地区为蒙古部族驻牧地,坝下地区仍然属宣府镇,但此时已废去万全都指挥使司。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廷在张家口设察哈尔都统。次年,建察哈尔都统署。从此,察哈尔都统一直在张家口行使军事职权,直到清朝的灭亡。察哈尔都统署置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其衙门有笔帖式四人协助办事。其下有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骁骑校等官。并设有游牧处,设理事官八人,分管八旗。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整整一百五十年间,清政府共任命了七十九人担任八十八任察哈尔都统、代都统和署理都统之职。有关史籍详细记载了历朝历代察哈尔都统的名单,乾隆年间有:蒿椿、巴尔品、伍格、安泰、巴禄、常清、乌尔图纳逊、积福、保泰、博兴十人,十二任(乌尔图纳逊先后三次任都统)。

嘉庆年间有:观明、佛尔乡额、贡楚克扎布、庆怡、兴肇、成宁、本智、祥保、松筠、伊冲阿、庆溥、富兰十二人,十三任(贡楚克扎布二次任都统)。

道光年间有:瑚松额、和世泰、博启图、福安、福克精额、武忠额、凯音布、苏勒通阿、乐善、赛尚阿、布彦泰、璧昌、铁麟、禄普、阿彦泰、裕诚、双德、赓福十九人,二十一任(铁麟三次任都统)。

咸丰年间有:恒春、西凌河、花山太、庆钧、穆隆阿五人,七任(西凌河、庆钧二次任都统)。

同治年间有:阿克敦布、福兴、色尔固善、裕瑞、文盛、杜嘎尔、额勒和布、庆春、奎昌九人,十一任(额勒和布、庆春二次任都统或署理都统)。

光绪年间有:瑞联、春福、穆图善、景丰、祥亨、谦禧、吉和、永德、绍祺、托伦布、奎斌、德铭、祥麟、芬车、奎顺、麟魁、升允、溥颋,松寿、诚勋、溥良、黄懋澄、冯国璋、何宗莲二十四人,二十四任。察哈尔都统统辖察哈尔八旗、四牧群,总领旗兵,掌管察哈尔地域之军事及察哈尔八旗游牧之事,不理政事。

其实,察哈尔都统的前身是察哈尔八旗驻防都统。可以说,在蒙古实行军府制度,设置察哈尔八旗是满族统治者的一项国策,满族征服蒙古之始,就依满人制,用军民一体的八旗制度取代了蒙古原有的政权系统,建立了盟旗制度。明崇祯二年(1629年)归顺皇太极的部分蒙古人,陆续按八旗组织形式编为蒙古八旗,后来主要驻防北京和伊犁等地。

清朝统治者还将蒙古分为“外藩”和“内属”两部分。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的蒙古为外藩,直属理藩院。绥远土默特、察哈尔、呼伦贝尔境内的蒙古为内属,直属当地的都统、将军。
康熙十四年(1675年),以布尔尼为首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起兵叛乱。被清政府镇压后,取消其亲王的世袭爵位,将部众迁徙到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按满族八旗建制,设察哈尔八旗和四牧群。

察哈尔八旗四牧群分左右两翼,正蓝、正白、镶白、镶黄四旗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黄、正黄、镶红、正红四旗驻张家口外,镶蓝旗驻杀虎口外。各旗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参领三人,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各有若干人。捕盗官每旗二人,亲军、前锋各二,护军十七,领催四,骁骑二十五,有关大事上报都统或将军裁决。八旗和四牧群由朝廷直接控制,分别隶属设在北京的蒙古八旗驻防都统,都统一职,由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兼领。

当时察哈尔的行政辖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口、张家口及山西大同、朔平,北界苏尼特四子部落。属地包括八旗四牧群,八旗分布地域大体相当于今乌兰察布市(不包括四子王旗)全部、锡林郭勒盟南部(正蓝、正镶白、镶黄、太仆寺、多伦)五个旗县以及河北省张北、康保、尚义、沽源等县的一部分。旗的基层组织单位为佐领,蒙古语称苏木,每个旗下辖苏木十三至十九个不等。各旗总管均从本旗原有贵族官员中选任,由清廷直接任命。此外,清廷四个官牧厂,即隶属于清廷上驷院的商都牧群(又称马驼群),隶属于内务府的明安牧群(又称牛羊群),隶属于太仆寺的左翼牧群(又称左翼马厂)和右翼牧群(又称右翼马厂),也都分布在察哈尔左翼地区。面积近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万左右人。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张家口专设从一品职衔的察哈尔都统,从兼领(1675)到专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共经历了八十七年。在这八十七年和清王朝建立之初,清廷对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的行政管理,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经过长期演变,最后才设置了察哈尔都统。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康熙十四年(1675年)设察哈尔八旗四牧群后,清王朝始终与察哈尔保持着紧密的从属关系。康熙年噶尔丹叛乱,康熙帝三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八旗兵从独石口挥师讨伐噶尔丹,最终迫使噶尔丹自杀。期间,察哈尔八旗兵曾随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战功显赫,因此康熙帝对察哈尔更加重视,曾多次巡阅察哈尔。并在其受灾后,下令张家口为其发放钱粮救灾。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又一次经张家口到多伦,在察哈尔地域与蒙古各部举行隆重的会盟仪式,接受漠北蒙古诸部的朝贺。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时八个月,由俄罗斯行程万里,回到祖国的伊犁。乾隆帝除临时发给土尔扈特部粮食和衣服外,还命察哈尔从牧群中挑选能繁殖的牛羊让土尔扈特部牧民饲养,以保证他们的后期生活。

清王朝在对察哈尔蒙古实行军府制度的同时,也同时开始了对这一地域的行政管理。

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廷设置直隶省口北道(治今宣化)张家口理事同知厅。从此,张家口堡的称谓,由张家口堡变成张家口。这个不太经意间变化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对于张家口来说,这却是一次飞跃。因为此时官方的理念已突破了“堡墙”的限制,为后期张家口成为这一地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做了很好的铺垫。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品读张家口堡的视角也会时不时地依历史的脉动而拓展。

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和雍正十年(1732年)增设的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雍正十二年(1734年),增设的独石口理事同知厅被称为口北三厅。

张家口首任理事同知为白石。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处除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的户口、婚姻、田亩及稽查盗匪等事务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代理理藩院颁发“部票”。清代中前期,清政府对库伦、恰克图贸易的管理十分严格,部票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部票的颁发权属于理藩院,所以又称“院票”,因为其票四周有龙的图案,老百姓也叫它龙票。
部票制度始于康熙末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议准,“库伦地方,俄罗斯与喀尔喀互相贸易,民人丛集,难以稽查。嗣后内地民人有往喀尔喀、库伦贸易者,令该管官出具印文,将货物、人数开明报院,给予执照。出何边口,令守口关讫验明院照放行”。恰克图贸易开始后,部票制度日趋完善。雍正二年(1724年),张家口理事同知厅首先代理藩院颁发,部票的颁发权属于理藩院,申请及查验手续在张家口理事同知衙门办理。后由新设的察哈尔都统署颁发。乾隆中期,颁发部票的权利又扩展到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和绥远城将军衙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规定:因库伦、恰克图贸易日趋完善,商人至库伦、恰克图者,给理藩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票上注明商人姓名、货物、目的地、起程日期,在目的地改往他处,由该处将军、大臣、扎萨克更换执照。清政府还规定:票商一律以现银、现货交易,限定一年催回,不准潜留居住、娶妻、置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都属私商,查出后要治罪、逐回、没收一切货物。嘉庆四年(1799年)又进一步规定,无照贸易者,即属私商,查出则“枷号两个月,期满答四十,逐回原省,货物一半入官”。此后,照票制度历经道、咸、同、光等朝,基本上遵行对库伦、恰克图贸易的严格管理,实行严格的部票制度。

从雍正年开始,“部票”的申请、颁发、查验手续都在张家口理事同知厅衙门办理。当时的同知厅衙门,就在今东门大街21号。

光绪七年(1881年),废独石口理事同知厅和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改张家口理事同知厅为直隶省抚民厅。抚民厅专理政务,不管军事。所以,只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而无军队。

▲张库大道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为张库大道运输发展的需要,清廷决定修建京张铁路。一些房地产商人抓住时机,在今火车站周围圈地盖房、建设街道,最终导致了桥东区的形成。桥东区形成之后,张家口逐渐成为了一座功能齐全的著名城市。

民国元年(1912年)察哈尔成为中国省级行政区,简称“察”,省会张家口。民国二年(1913年),察哈尔改为察哈尔特别区,有六个旗和十一个县,即张北、多伦、沽源、商都、宝昌、康保、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在张家口设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并辟为通商口岸。次年京绥铁路张家口至大同段竣工。

政治往往会受经济的影响,正是因为张家口的飞速发展,民国二年(1913年)张北县公署由张北城移至张家口上堡来远堡,治所在来远堡总管署,四年后的民国六年(1917年)又迁回张北城。

民国三年(1914年)万全县县公署由万全城移至张家口堡,治所在今东门大街21号。直到1941年才又迁回万全城,万全县公署整整在张家口堡侨治了二十七年。

1917年,张家口直达库伦(乌兰巴托)的汽运开通。接踵而来的是建发电厂、开电话局、办报纸,近代工业文明之风吹进了古老的山城。

戊戌变法期间,变法维新的思潮也影响到塞外重镇张家口,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有的还赴日本等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救国道理。1919年辛亥武昌起义后,张家口的同盟会也积极策划武装起义,形成了革命形势,察哈尔都统溥良对此惊恐万状,他看到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于是辞职不干。清政府无奈,只得令宣化镇总兵黄懋澄暂代察哈尔都统之职,勉强维持局面。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宣府镇为宣化府。与此同时,清廷改蔚州卫为蔚县(蔚州仍存),改万全卫为万全县,改怀来卫为怀安县,改保安卫为保安州(治今涿鹿),改怀来卫为怀来县。并在今阳原置西宁县,将宣府左卫、右卫并入前卫,设置宣化县,还设置了赤城县、龙门县(治今赤城县龙关)。以上各州县都隶属于直隶省宣化府,而张家口堡仍然是隶属于万全县的一个城堡。

从1928年10月起,改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为察哈尔省,将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划入绥远省,从河北省口北道宣化府划入宣化、赤城、万全、怀来、蔚县、阳原、龙关、延庆、怀安、涿鹿十县。同时,改都统为主席。首任省主席赵戴文因故没能到任,同年11月杨爱源上任;1931年1月14日,刘翼飞到任;1932年8月18日,宋哲元到任;1933年5月,佟麟阁到任;1933年8月29日,宋哲元复任;1935年6月19日,秦德纯暂代;1935年11月8日萧振瀛,未到任;1935年11月8日,张自忠暂代;1935年12月12日,张自忠上任;1936年6月26日,刘汝明上任;1938年10月6日,张砺生代理;1939年1月14日,石友三任(此时察哈尔省府设于河南);1940年12月20日,毕泽宇任流亡于河南的察哈尔省府主席;1941年8月26日,冯牧哉任流亡于绥远陕坝的察哈尔省府主席;1945年9月8日,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张苏为察哈尔省府主席;1945年10月15日,傅作义上任;1947年12月4日,孙兰峰任察哈尔省府代理主席;1949年1月,张苏复任察哈尔省府主席;1952年1月,杨耕田察哈尔省府主席;1952年5月,副主席李济寰主持工作;1952年10月8日,李济寰代理主席,李济寰是最后一任省主席。

张家口自肇建之始,就隶属万全卫辖(清改万全县)。尽管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20日设察哈尔省,张家口堡为察省省府驻地,但此时的张家口堡仍隶属万全县辖。

1937年日本侵占张家口后,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驻张家口。1939年初,也就是日军侵占张家口两年后,成立了伪张家口市公署,张家口正式设市,并成为伪察南自治政府所在地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都”。据《张家口地区地名志》记载:“1939年9月1日,张家口市正式称为都市。”为什么称为都市?因为这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定张家口市为“首都”。从此,张家口脱离了万全县辖,晋升为都市,直接隶属伪蒙疆政府。都市,是有着政治中心功能的大城市。尽管这段历史是张家口屈辱的历史,尽管我们从未承认过日本人所谓的都市,但它毕竟是历史。

1941年8月4日,在日寇扶持下,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首府设在张家口市。当时,张家口市为特别市,下设四个区。其中桥东一个区,桥西三个区,伪市长于品卿。

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市首次解放。解放后,张家口市属晋察冀边区首府辖。同年8月成立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宋劭文。11月5日成立察哈尔省,省政府驻地在宣化市。

1945年8月我军收复了张家口,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解放的一百九十多座城市中的第一个大城市,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号称“第二延安”,从而进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张家口解放后,人民政府市长张孟旭。

1946年10月,张家口市被国民党占据。1948年12月23日,张家口获第二次解放。解放后,恢复了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并将察哈尔省省会由宣化迁至张家口市,驻地设在张家口堡鼓楼西街定将军府,察哈尔省第一任省长张苏。张家口堡,又一度成为张家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重新进行了调整,晋北雁北地区和大同市并入察哈尔省。

1952年11月15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撤消察哈尔省,将张家口市划归河北。从此,张家口市为省辖市至今。

万里长城将察哈尔省分为察南及察北。察北沙漠延伸至蒙古。

1931年,张家口堡属于张家口第六区;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张家口堡分属张家口市第三、四、五区领导;1949年4月至1955年10月张家口堡属张家口市第二区领导;1955年11月至1960年1月张家口堡属桥西区领导;1960年2月之1961年5月张家口堡属桥西区武城公社领导;1961年6月之1963年3月张家口堡属张家口武城区领导;1963年3月以后归桥西区领导至今。

“张垣”,是张家口的简称或别称。清朝时期,叫“张垣特区”。从20年代初起,张垣一词就广为应用了。最早称张家口为张垣的是新闻媒体,1925年9月开始,上海的《民国日报》和《申报》发表新闻和报道时,就多次称呼张家口为“张垣”。

1933年5月26日,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的贺电中,称张家口为“张垣”。1945年8月27日,张家口创刊了《张垣日报》,同年9月12日停刊,改为《晋察冀日报》。

为什么称张家口为张垣?《词典》中对“垣”有这样的解释:“垣:墙……例:城垣(城墙);城……例:省垣(省城)。”古文也有:“单堵为墙,周之为垣。”之说。“垣者,城墙也。”整合各种解释认为,张家口是全国唯一一座万里长城护卫下的城市,所以,称张家口为张垣。

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又一名称。这个名称始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今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自从清廷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并建察哈尔都统署之后,民国年间的察哈尔都统公署、察哈尔特别区、察哈尔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察哈尔省,无一不是以察哈尔命名。因此,察哈尔的名字是与张家口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察哈尔是张家口历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

察哈尔的准确音译是“恰哈热儿”,明史中亦作“插汉儿”、“插汉尔”等称谓,是“察哈尔”的不同汉译音,这如同称“蒙古”为“萌古”、“朦骨”一样,是“察哈尔”的不同汉译音。何谓“察哈尔”?一些研究察哈尔的专家说,蒙语中“察哈尔”这个词的原词义一是“白色”之意;二是“边”之意。

关于察哈尔部落名称的来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最有影响的有三种解释。一说“察哈尔”来源于沽源县平定堡镇北部的一片湖水。辽金时代叫“羊城淖”,元代叫“察罕脑儿”,又叫“白海子”。至元十七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成了“白海行宫”,亦称“察罕脑儿行宫”。由于蒙族驻牧、建部于此,并以察罕脑儿行宫之名命名其部,“察哈尔”即是“察罕儿”。

二是“察哈尔”为古突厥语“汗之宫廷卫士”即大汗护卫军的之意,蒙古语也叫“怯薛”军,最初专指成吉思汗身边的护卫军。后来,这个护卫军集团形成了一个部落,称为察哈尔部。据说,当时成吉思汗的这支护卫军是一支一万多人的军队,有的资料说护卫军集团是从蒙古各个部落中择优挑选混合组成的,也有的资料说护卫军集团多为成吉思汗的后裔。护卫军驻扎在成吉思汗大帐周围,日夜警戒汗帐内外,还管理大帐的兵器、车马、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这支护卫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后,一直是蒙古部族中的佼佼者。因勇猛善战和忠诚护卫,察哈尔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赞扬和喜爱,赞誉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察哈尔地处内蒙古中部,人民多为成吉思汗的后裔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三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达赉逊登汗率部徙牧于辽东边外广宁以北地域,因近“边”,故依蒙语“边”的谐音,称所部为“察哈尔”。不过,早在明代北元达延汗时察哈尔部族达赉逊登汗率部徙牧于辽东边外时,“察哈尔”做为一个部落的名称已出现,所以,得名东迁一说缺乏依据。但具体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还有待于专家的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不管是汉语还是少数民族语言,都有词义扩大、演变的现象。“察哈尔”一词也一样,有其本意及各时代的引申义之区别。不管是来自古突厥语还是蒙语,一开始该词应是指“白色”和“边”,后来的“察罕脑儿”、“大汗护卫军”、“怯薛”、“边外”都是“察哈尔”这个词的词性延伸。

察哈尔都统曾为建立和巩固清王朝多民族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清朝时期,由于察哈尔都统设置在张家口,张家口也成为对蒙古族进行统治和联络的重要城市。

“卡拉根”是清末民初张家口的国际称谓。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京张铁路的起点是北京,沿线有丰台、彰仪门、平侧门、西直门、沙河、南口、岔道、怀来、沙城、鸡鸣驿、宣化等车站,终点是张家口。

▲张家口车站

张家口火车站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北站。站舍正门门楼上是詹天佑亲笔题写的“张家口车站”站名匾,站名匾的下半部为英文“KALGAN”(音:卡勒根)。

首先是张家口站名匾标注英文的现象,这在当时一个内陆城市来讲,似乎显得有些另类。其实,早在京张铁路修建前,张家口已是联系国内传统经济与外来经济的重要枢纽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北部重要的商品贸易集散地。为了支持张库大道的运输,进一步促进张家口经济贸易的发展,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开始修建京张铁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宣布张家口为开放商埠。据《清外务部商埠通商案》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国在张家口买卖的洋行有四十余家”。张家口的经济逐步被卷入世界市场的旋涡中,到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前,其规模几乎可以与天津口岸、上海洋场相提并论。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四十多家,而这些洋商自然成为京张铁路服务的主要群体之一。因此,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京张铁路设计者们,在修建京张铁路时努力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来打造一条“规范的、先进的”铁路,为京张铁路沿线各站全部配置了规范的英文站名。可以说,站牌匾配置英文,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按照国际通译地名的惯例,中国地名一般直接用汉语拼音表示,因此,京张铁路沿线各车站的英文站名基本遵照这一原则设置,比如下花园车站直译为“XIAHUAYUAN”,宣化府车站直译为“XUANHUAFU”。但唯独张家口车站是个例外,为什么张家口车站不直接音译为“ZHANGJIAKOU”, 而要称为“KALGAN”呢?这个话题谈来不但十分有趣,而且耐人寻味。

笔者手头存有几百年前一张俄国商人绘在羊皮图上的茶叶之路地图照片,图中用俄文标出了中国的北京,标出了黄河、长江,标出了库伦(乌兰巴托),也标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калган。(音:卡勒根)。

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和1911年出版的《英汉辞典》中,“张家口”一词的对照词条都是“KALGAN”。可见至少在京张铁路开通前后,西方人已经认可了张家口的读音就是卡勒根,詹天佑在确定站名时也沿用了这一国际上认可的读音。

2007年7月,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团长柳苞芙·桑布耶夫娜说:“直到今天,恰克图的人们仍然把张家口叫做卡勒根。”

最早把张家口称为卡拉根是蒙古民族,1849年俄国外交部任命的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曾经从张家口经过,他把张家口称之为“哈勒嘎”他说:“‘哈勒嘎’是蒙语,是‘大门’、‘ 城门’的意思,我们从蒙古人那里知道了这个词然后把它改成‘卡尔干’,汉语里则叫做‘张家口’。”

1908年,日本人桑原藏来过张家口,他在《考史游记》中说:“张家口即洋人所称的KALGAN。KALGAN,为蒙语人所说的KALGA(门口,即边境之意)之讹。”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宣化盆地》说:“西人把张家口(大境门)译为KALGAN,也即是蒙语大门的意思”。

美国女作家艾梅霞在她的《茶叶之路》中说:“在茶叶之路的年代,贸易很快跨过了边境城市张家口。这个地名的发展很能代表当地历史的演变。张家口这个城市的蒙古名字是kalgan,最早则叫chuulalt haalaa,意思是‘聚集之门’。”

看来,卡勒根至少在清代就已经是张家口在国际上通用的域名了。其演变过程大约是这样的。1644年(顺治元年),清王朝建国,大境门洞开,张库商道日渐兴盛。汉族商人牵着驼队,赶着老倌车浩浩荡荡北去无终。蒙族兄弟驱赶着马、牛、骆驼汇集大境门下。大约从那时起,大境门就已经成为了张家口市区的标志性建筑,卡勒根也已名扬四海。当年蒙古人从草原来到长城下的张家口,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境门。他们在张家口与汉民族贸易交流的过程中,要经常进出大境门,对大境门印象极为深刻。由于文化的差异,蒙古人对“境”、对“门”的理解似乎很吃力,而蒙古人每每看到大境门这个标志性建筑时,就知道已经来到交易市场,他们对张家口的最直接的认识就是从大境门开始的。在蒙语中,很大的门,发音为卡拉根。因此,蒙古人在直呼大境门为很大的门(卡勒根)的同时,因其是张家口的标志,也把张家口直观形象地称为卡勒根。

随着张库大道的日渐繁荣,张家口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在这方面俄国商人功不可没。俄国是我国的北方邻国,俄商是较早通过张库大道的经贸活动对张家口有所了解的洋商之一。明隆庆年间,沙俄曾派特使彼德洛夫和亚里西夫来我国请求在张家口举办互市,但明政府考虑到京师安全,没有允许。清朝建国后,对北部与俄通商活动有所放松。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确定恰克图为双方互市地点,并允许俄商每三年派2000人的商队,进北京免税贸易。俄商进京的路上途经张家口,发现了这个市场的开发潜力,于是俄国一再试图开张家口为通商口岸,但清政府一直不予答复。1860年(咸丰十年)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放开通商口岸,11月14日,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定《北京续增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来京,经过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销售。”俄国人终于“零星”地挤入张家口。并获得在张家口的领事裁判权和减免营业税的特权。1861年(咸丰十一年),俄国公使进一步提出“在张家口设立行栈”的要求,但被清政府拒绝。

中俄通商,虽然在康熙时代便已开始,但是陆路征收关税,是从1862年(同治元年)2月在北京缔结《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和《续增税则》开始的。这两个条约规定:俄商除在两国边界百里以内的贸易不征税外,俄国商人运送俄货到张家口,进口税按照各国税则酌减2/3,在张家口买土货只交半税。1869年(同治八年)3月,在北京修订了《陆路通商章程》。此次清政府态度较为强硬,其中在第四款增加在张家口“不得设立行栈”六字外,还添上“不得设立领事馆”。在张家口方面以前准其销售货物“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但“在张家口酌留的货,令其交一正税”。1879年(光绪五年)10月2日,清政府要员崇厚擅自草签《里瓦伍亚条约》,同意俄在张家口设立行栈。朝廷下令将崇厚革职拿问,并拒绝批准该条约。直到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清政府迫于压力,才在彼得堡签定《改订条约》,同意俄在张家口设立行栈,从此俄商便沿张库大道大举进入张家口市场。

显然,俄国人最初觊觎张家口时,大量的信息是通过蒙古人得到的。当俄国人参与到张库(恰)国际商道的经营以后,首先从蒙古人那里得知:卡勒根是一个很大的交易市场。因此俄国人也沿用蒙古人的叫法把张家口称为卡勒根,此后由俄国人再传给西方人时当然也是卡勒根了。当时的蒙古人和俄、英、法、意等西方人,都在传说着卡勒根的神话,如果去向这些外国人解读张家口,他们会摸不着头脑,他们认可的是卡勒根。今天,我们已难以考证是哪个西方人最先随蒙古人从草原来到张家口的,但当他看到大境门时,一定会为蒙古人把张家口译为卡勒根而击掌叫好。因为从草原来到张家口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境门,即卡勒根。

西方人是依蒙语的音译才把张家口称为卡拉根的。郝玉凤《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述论》一文说“从十七世纪初开始,中俄之间就开始了经常性的直接贸易往来。正是在半个世纪以来与我国蒙古各部频繁贸易的基础上,俄国人才从蒙古人那里获悉了更多和更真实的有关中国内地的情况,并为进一步探寻赴北京的商路、了解内地的物产和北京市场的行情打开了大门,从而更加刺激了俄国政府和富商大贾直赴中国内地贸易的欲望。”

是的,蒙古人口语中的“卡拉根(大门)”就是这样传给俄国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确定:西方人听到、见到张家口的途经想必不是海路,而是草原陆路,而是那条曾经有过无尽辉煌的张库恰国际商道。在张家口这片土地上,曾生活过戎狄、契丹、拓跋、蒙古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一直影响着这片土地。而这些影响在语言演变进程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同样,KALGAN(卡勒根)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结果。

▲大境门

卡勒根之名发端于三百六十多年前的大境门,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它代表着以粗犷、悲壮、豪放、质朴为底色的长城文化;以民族融合、兼收并绪为特色的边塞融合文化;代表着以围绕张库商道形成的勇于冒险、积极向上的商业精神。张库商道和大境门的文化内涵,就是卡拉根的文化定位。卡拉根的传奇,就是几百年来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创造的传奇,那曾伴着古老的张库(恰)国际商道的驼铃、牛铃,走向了蒙古、俄国,走向了西方。然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库大道废弛后,张家口经济社会发展走入尴尬的怪圈,卡拉根的神话也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今天,我们追寻张库大道和京张铁路的历史,探究张家口的商业文化渊源,解剖“旱码头”经济现象,是为了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是为了让张家口这个历史舞台续演卡拉根的神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境门和卡拉根都是文化承传的载体,是张家口经济发展的独特资源资本。

张家口做为一个内陆商埠,其经济拓展渠道与沿海城市完全相反。前不久,河北省委、政府提出了河北省经济发展“东出西联”的思路。其中,西联就是要求我们向西北发展。沿张库大道的历史轨迹,向欧洲发展,这也是张家口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张家口把大境门定义为城市名片的另一个目的。我们宣传长城文化,宣传边塞融合文化,就应该大力宣传、研究大境门的长城和平文化、融合文化,把卡勒根开大、开好。

张家口堡是一座神秘的城,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是一条文化的金脉富矿,是一位情窦懵懂不解风情的山野村姑。因为她的历史积淀,因为她的文化独特、因为她的撩人风姿、因为她的未解之谜、因为她的美丽传说……卡勒根必将成为一个不朽的东方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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