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人常说的“走西口” ,你了解多少?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一首悲切凄婉的民歌《走西口》,相信任何一位生在晋、蒙、冀、陕的人都能哼上几句!

大概在2007年,央视一套有一部热播同名电视剧《走西口》,讲述的是男主田青带着姐夫梁满囤,从山西祁县老家出发,离开故乡走西口,一步步闯荡直到成功的传奇故事。这部剧,是十几代代人走西口一个缩影。

那民歌里唱的,影视剧里演的,还有我们口口相传,当年人们背井离乡走的“西口”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走西口”?而在“西口”外面又是什么样的美好吸引着他们?

| “西口”在何处?

其实,与“闯关东”、“下南洋”一样,“走西口”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徙之一。这里边,“闯关东”闯的是东北关外,“下南洋”下的是东南亚,那么“走西口”走的“西口”是哪里呢?想搞清楚“西口”,就先得了解一下“口”。

“口”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明朝。明朝时期,北元蒙古部落残余势力不时骚扰明朝的北方边界,这给明朝的统治带来很大的骚扰和动荡。于是乎,明成祖朱棣干脆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来了一个“天子守国门”,又在北京沿边设镇驻兵,共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九镇,合称九边重镇(具体说法研究者们各有不同,但九镇作战一线大致没什么问题)。其中宣府和大同,就是明朝尹耕所著两镇三关志的那两镇。这一点,蔚县人因该掌握哦,因为当时的蔚州卫就属于宣府管的。

明朝与蒙古部落的在边界持续的紧张对峙,极大的消耗摧残了北方一带的经济,并且为东北女真新势力的崛起埋下伏笔。

后来,明朝在九边重镇遍设卫所,以便加强管理,各个卫所驻地便被称为“堡”。蔚县古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明代建造的。到了明中后期,大明国力衰退,为了休养生息,隆庆皇帝与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有限度地开放边境,开始在一部分“堡”附近进行互市。慢慢地,在边境聚集的商人越来越多,而这些开放通商的关隘便被称为“口”。今天我们所谓口岸口岸,即指此意。

通向张家“口”之路(乌兰察布——河北省张家口怀安)

而所谓的“西口”,据《清史稿》记载:“西有杀虎口,东有张家口”,狭义上具指的便是杀虎口。杀虎口在山西省朔州右玉县,地势险要,属于雁门关以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

杀虎口位置

其实杀虎口最初是叫“杀胡口”,顾名思义,杀胡人的关口。因为此处位于内蒙古高原与晋北山地的边缘地区,是从内蒙古高原南下中原腹地,或者转入太行山的必经地段,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对于中原王朝和游牧帝国来说,都具重要军事价值,直到清康熙年间,作为外族的清王朝为了避讳,才其更名为杀虎口。

地势险要(山西省朔州右玉县杀虎口)

后来,“走西口”的范围逐渐扩大,不仅有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甚至还有甘肃人和山东人等。所以,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来说,入蒙的通道不止一条,而被称作“西口”的也不止杀虎口这一个地方了。这就演变成了广义上的“西口”。主要就指张家口以西通往内蒙的各个关口,比如陕西神木口、府谷口和山西河曲渡口等。

“条条大道通内蒙”

| 为啥要去“走西口”?

翻看历史,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是中国最早得到开发的地方之一,也是农耕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但是到了明中晚期,晋北和陕北人口剧增,但是土地贫瘠,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且天灾频发,失地农民只得另寻出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土地被极尽可能的开发起来!

明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和议”后,边境开放,于是就有一些穷苦边民越过长城,到“口外”谋生。对于汉人的到来,俺答汗非常欢迎,不仅让他们从事农耕生产,还给他们提供牛羊、土地和毡房。汉人则帮助他们建设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蒙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杀虎口成了通关口岸

这一次晋陕冀边民跨越长城的行为,被视作日后“走西口”的滥觞。

清朝问鼎之后,将蒙古视为同盟,严禁汉人和蒙古人联系,沿长城北侧划了一条东西长两千里、南北宽五十里的禁地。禁地内每年烧荒,导致此地土壤呈现黑色,因故被称作“黑界地”。

直到康熙年,康熙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并逐步开始推行“摊丁入亩”后,人口开始几何式翻倍增长,人多地少的局面愈演愈烈。于是,到康熙36年(1697年),开始取消“禁留令”,允许边民通货贸易,晋陕农民到口外种地,这时候开始大量移民来到草原谋生。

虽说在阴山脚下,农耕条件比不上华北,但人总要吃饭,单靠牧业养不了那么多人,再贫瘠的土地,也比没有强。走出长城,到关外耕种自己的一份田地,对当时的边民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清朝好几次用兵去平定西北叛乱,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这对山西商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他们不仅和平定叛乱的清军做随军贸易,还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在康雍乾三朝,历史上第一波大规模“走西口”正式拉开序幕。

这当中就有晋商传奇人物乔致庸的先祖乔贵发。乔贵发是乾隆年间人,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和诚信的品德,十年之间,从当铺小伙计到一手创立“复盛公”商号。多年苦心经营下,“复盛公”逐渐成为包头首屈一指的大商号。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

在包头,随着山西祁县乔家等十大晋商老号的崛起,它从一个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于是有民谣唱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谁也没想到,在清中期,晋商的真正发祥地其实在内蒙。“走西口”的晋商,生意越做越大,北至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最远甚至到达了俄罗斯莫斯科。

“走西口”的第二波大潮,发生在光绪年间。

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华北、晋北、陕北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后来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大旱灾,这场旱灾整整持续了三年。这些地方本身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降水也少,再加上三年大旱三年,对底层农民无疑是灭顶之灾。

山西《阳高县志》载:“地处北塞,砂碛尤甚,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另外人祸也在使灾荒的破坏力加大。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内忧外患,生计艰难的农民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重压之下,人们人不得不远离家乡,奔赴口外谋生。

旧时山西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其悲惨状况可见一斑。

左岸为山西府谷,右岸为山西保德

| 走西口”又留下了什么?

到民国时期,政府渐渐失去了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

北有沙俄煽动民族叛乱,妄图吞并蒙古地区;东有日本渗透,建立傀儡政权。再加上晋商的急速衰落和内蒙贸易的停顿,此时的“走西口”便以一种无序的状态存在着。

民国时传统的蒙古文被强改为西里尔蒙古文

而那些走出“西口”的移民们,面对着动荡不安的时局和同样灾患不断的“口外”,生活也没有了着落,便大多走上匪盗之路。 此后,“走西口”的规模越走越小,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走西口”就此走向衰落。

虽然“走西口”最终还是落幕了,但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却极大地改变了内蒙古中西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

从人口来说,“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导致了数量庞大的汉族人民迁移至“口外”。即使到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城市,如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区人口比例仍以汉族为主。在呼和浩特,甚至有80%的汉族人都是当年“走西口”的移民后代。

内蒙古腊铺村:走西口的过往历史名村

而从语言上来说,由于“走西口”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陕北一带居多,造成了现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仍然属于晋语系。不过在“走西口”的几百年间,由于各地语言的融合,也使内蒙古境内的晋语具有了一些不同于山西省内晋语的特色。

在方言分区上,内蒙古中西部的晋语主要有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方言: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等),五台片(五台方言:鄂尔多斯部分、乌海郊区)和大包片(大同-包头方言:包头部分、呼和浩特旗县、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部分等)。

张呼片、五台片和大包片

作为“走西口”的主力,山西人把晋文化不遗余力的带到了内蒙古地区。现在,我们还能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看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街道,如宁化街、宁武街等;同样,我们也能在内蒙古和冀西北见到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晋剧和二人台。

晋文化通过“走西口”到达内蒙古地区,最终实现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有机融合,帮助晋陕冀蒙四地社会实现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完美交融,让后来民国和共和国能够保证继承内蒙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回看那段岁月,从明清到民国,有多少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可以肯定,成千上万的人将这条送命路,硬是趟成了一条活命路。这是一种用脚丈量出来的地理概念和被生存纠葛着的伟大经历。

我们生逢盛世,对于“走西口”的记忆早已模糊了,但是“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会永远传承下去,那就是中国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它将成为激励我们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总之,说到最后,这三百多年的“走西口”的历史,既是晋、冀、陕、蒙人民群众的开拓史,也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苦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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